我們常常聽老一輩的人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妳今天得到的果，必定來自妳昨天種下的因。
17世紀，牛頓提出絕對時空觀，在他的觀點中，空間是無限延伸的，時間就像一把開了弓的箭，一去不回頭。此后，因果關系就成為了經典力學的基礎。
但如果我告訴妳，所謂的因果順序根本是不存在的，不是過去決定了未來，而是未來決定了過去。
不僅如此，瞬移、穿越、改變歷史、預言未來都不是科幻，而是可以被實現的。
妳會不會覺得我瘋了？在下結論之前，先來聽聽今天的故事。
我們把時間推回到大約350年前，1678 年， 法國科學院里的一次激情演講，引發了一場此后持續300多年的著名爭論——「波粒之爭」。
演講者是，荷蘭物理學家、天文學家、數學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而這場爭論的主題是「光究竟是什麼」。
當時大家都知道光很奇妙，它照亮了人們眼中多彩的世界，但卻摸不到，沒有氣味也沒有重量。
它就像憑空誕生一樣，可以一下子充滿整個空間。很長一段時間里，「光的本質」都是困擾著科學家們的一個難題。
這場關于光的激烈爭論，分為了以牛頓為代表的「粒子派」和以惠更斯為代表的「波派」。
牛頓認為光就是一種微粒流，光子可以被想象成一顆顆光滑的小球，從光源飛出，筆直地射向遠方。但惠更斯卻對牛頓的「微粒說」持反對意。
他認為，「微粒說」在解釋光的干涉、衍射等現象時極為勉強，于是便提出了光的「波動說」，認為光實際上和水波、聲波一樣，是一種機械波。
這就是1678年，惠更斯在在法國科學院的那次演講的主要內容。
1690年，惠更斯還出版了《光論》一書，詳細闡述他的理論。惠更斯的簡歷雖然牛X，但抵不住牛頓當時已經物理學界封神的人物了，所以絕大多數學者都選擇追隨牛頓，這使得「粒派」在整個18世紀的爭論中占盡上風。
波粒之戰的第一輪，「粒派」完勝。
時間來到了19世紀初，1807年，事情出現了一個轉折。著名的科學家托馬斯·楊（Thomas Young）設計了一款實驗，來驗證光究竟是粒子，還是波，這就是雙縫干涉實驗的最初版本，楊氏雙縫干涉。
要說這托馬斯.樣簡歷也非常硬核，他的跨界能力簡直讓人匪夷所思，精通力學、數學、光學、聲學、流體動力學、船舶工程、潮汐理論，還涉獵語言學、動物學、考古學、文字學。同時，他還是一個擅長騎馬和耍雜技走鋼絲的醫生。
老楊被譽為「這個世界上最后一個什麼都知道的人」，這樣的評價對他來說也絕不為過。
老楊設計的楊氏雙縫干涉實驗很巧妙，他用經過一個小孔的光作為點光源，再讓點光源發出的光穿過兩道平行狹縫后，投射到屏幕上。
如果光是粒子，那麼光子就會像機槍發射出的子彈一樣筆直地從兩條狹縫中穿過，屏幕上留下的一定是兩道光斑。但如果光是波，那麼光穿過兩道狹縫時，會形成 2 個波源。
他們震蕩交匯，和水面上的漣漪類似，波峰與波峰之間強度疊加，波峰與波谷之間正反抵消，最終屏幕上會出現一道道的斑馬線，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干涉條紋。
實驗結果是，斑馬線出現了。老楊的實驗給科學界帶來了很大的沖擊，也是惠更斯早年提出的光的波動理論的最好證明。波粒之戰的第二局，「波派」勝。
如今我們都知道了，這兩派誰都沒說錯，光既是波，也是粒子，這就是光的「波粒二象性」，是由法國物理學家路易.德布羅意（Louis de Broglie）在1924年提出的。
不僅僅是光子，自然界所有的粒子或者量子，比如電子、原子都同時具有波和粒子的雙重性質。至于什麼時候是波，什麼時候是粒子，我們稍后再說。
老楊于1829年去世了，但他萬萬沒有想到，此后的幾百年里，科學同僚們拿著他的版權，對他的實驗進行了各種二次創作，每一次都產生了意想不到的靈異效果。
1909年，英國物理學家杰弗里.泰勒爵士（Geoffrey Taylor）對楊氏雙縫干涉實驗進行了改進，他極大的降低了實驗光源的強度，使得光源每一次只能發出一個光子，可以把這個想象成光子機槍的點射模式。
由于光子是一個一個發出的，實驗進行的很慢，隔了很長一段時間后，泰勒再去看屏幕，結果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現了：屏幕上依然產生了干涉條紋。
等一下！我們明明是一個一個把光子發射出去的啊！單個光子要麼穿過左縫、要麼穿過右縫，它是怎麼，又是和誰發生干涉的呢？難道光子是孫悟空，還會分身？不但分身了，還能跟自己的分身發生關系？
為了搞清楚單個光子是如何跟自己發生干涉的，科學家們提出了一個想法：能不能在雙縫板前面加上一個觀測攝像頭，看看每一個光子到底是從左邊，還是從右邊通過的。這個想法是簡單直接，然而實驗結果卻是讓人驚掉了下巴。
科學家們從雙縫板前加裝的攝像頭中看到，光子就是一個一個通過雙縫的，要麼穿過左邊，要麼穿過右邊，從來沒有出現一個光子分身成兩個的情況。
也就是說，光子可能是在穿過雙縫的一瞬間出現了波的特性，產生了干涉條紋。雖然詭異了些，但是光子不是有波粒二象性。
就在眾科學家準備松一口氣的時候，有人看了一眼屏幕，結果嚇傻了：干涉條紋不見了，屏幕上的圖案不知道什麼時候變成了兩道豎杠！
攝像頭關閉，光子就呈現出波的特性，干涉條紋出現。攝像頭打開，光子就老老實實的顯示出粒子性，干涉條紋消失。屢試不爽。
合著光就是粒子還是波，取決與妳開沒開攝像頭？這就相當于妳在家看一場球賽，妳支持的球隊有沒有進球，不取決于前鋒的球技，也不取決于對方守門員的狀態，而是取決于妳開沒開電視。
這讓我想起來，高中在學校上晚自習。只要老師不再，大家聊天的聊天，吃東西的吃東西，看小說的看小說，但老師推門的一瞬間班里立刻安靜下來，看到的都是埋頭苦學的好學生。
這就是，觀察者魔咒。這麼玄學的故事竟然出現了嚴謹的物理學實驗當中，當時科學家們的懵逼程度可想而知，但更讓人一臉懵的事情還在后面。
到了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物理學家的興致被光子給調動起來了。1979年，美國理論物理學家約翰.惠勒（John Wheeler）提出了惠勒延遲選擇實驗（Wheeler’s delayed choice experiment）。
此實驗實際上是雙縫實驗的一種變形，內容比較復雜，會使用到半反半透鏡，讓光子有50%的機率穿過透鏡，也有50%的機率被反射到其他方向。
還有兩個全反鏡來改變光子的路徑，在每條路徑上架一台觀測攝像機。
詳細的實驗過程雖然燒腦，但大致可以這樣理解。之前的雙縫實驗中，攝像機是架在雙縫板前面的，而且要麼是開的，要麼是關的。
這次我把攝像機放在雙縫板后面，也就是雙縫板和屏幕之前，而且是在光子穿過雙縫之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臨時決定開還是不開攝像機。
科學家心里打的小算盤是：光子妳路都走了一半了，我再突然決定觀察還是不觀察妳，難不成妳還能突然改變妳的波粒性質嗎？
事實證明，科學家們的這點小九九在光子面前不堪一擊。只要攝像頭打開了，哪怕是在光子抵達屏幕前的最后一刻，屏幕上一定是兩條杠。相反的，只要攝像頭沒有打開，屏幕上就一定是干涉條紋。
值得一提的一點是，這里開不開攝像頭是在光子已經穿過雙縫之后再決定的，也就是說光子是以粒子的形態，還是以波的形態穿過雙縫，在開攝像頭之前應該已經定型了，可為什麼實驗結果還是能在最后一刻發生變化呢？
這似乎表明了兩種詭異的可能性：第一，光子好像能預測攝像頭在未來是否會開啟。又或者第二，光子能夠根據未來所遇到的情況，修改自己的歷史選擇。
傳統的因果定律受到了極大的挑戰，惠勒的延遲選擇實驗訴說了一個恐怖的結論，「未來可以決定過去」。換種高逼格的說法就是：是我們選擇了這個宇宙，之后宇宙才創造了我們。
時間來到了1999年，這一年由Kim等人提出的「延遲選擇量子擦除實驗」直接把物理學家們的三觀都震碎了。
延遲擦除實驗中用了一個關鍵設備叫做BBO晶體，它的作用是吸收一個光子，并產生一對能量減半的孿生糾纏光子。
關于量子糾纏我們稍后再說，現在只需要知道處于糾纏狀態的兩個粒子，即使相隔數光年之遙，他們也能夠相互聯系，就像一對雙胞胎具有「心靈感應」一樣。
兩個糾纏的光子分別射向不同的方向。一個射向屏幕，我們稱之為信號光子（signal photon）。一個經過一系列反射，會達到D1或者D2兩個探測攝像頭中的一個，我們稱之為「影光子」或者標記光子（idler photon）。
因為信號光子和標記光子來源相同，所以我們只要知道標記光子是穿過了哪條縫隙，就相當于知道了信號光子的路徑。
和之前的實驗一樣，光子一個一個的發射出來，探測攝像頭開啟，標記光子要麼沿著藍色路徑，被探測攝像頭D1捕捉到。要麼沿著紅色路徑，被探測攝像頭D2捕捉到。
信號光子也知道我們在追蹤它的分身，所以屏幕上不會出現干涉條紋。
接下來有意思的事情出現了，如果我們在兩條路徑的交匯處添加一個半反半透鏡，那麼標記光子就有50%的機率沿原路穿過透鏡，也有50%的機率被反射到另外一個路徑。
也就是說這個半反半透鏡把我們原本已經捕捉到的路徑信息給擦除掉了。不出所料，屏幕上干涉條紋再次顯現。
但這里的重點是，標記光子的路徑設計的要比信號光子的路徑長得多。有時候信號光子已經投射到了屏幕上，可標記光子可能還沒有到達半反半透鏡。
但這并不妨礙它們準確判斷，我們究竟是要觀察它們的路徑信息，還是要擦除它們的路徑信息。
如果妳覺得這個實驗難以理解，打個形象的比喻。信號光子就像是收到了來自未來的標記光子的信息，要麼說：喂！他們沒有在觀察我們，放心波動吧。或者是：嘿！他們在看我們呢，乖乖做個粒子吧！
這樣的實驗結果不但用科學理論難以解釋，就算搬出來玄學都不好自圓其說。
此時的托馬斯.楊可能正在墳墓里悄悄嘆息說，哎，我好端端的一個實驗讓妳們瞎升級，現在都搗鼓蒙了吧？
物理學家們紛紛感到幾百年來苦心經營的科學體系正在逐步崩塌。但其實量子魔法時代的大幕這才剛剛拉開。
20世紀初，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一個年輕的足球門將，在比賽途中，不專心守門，卻倚在門柱邊思考數學問題。
比賽結束后，教練發現門柱上被寫滿了各種公式，一氣之下，把這位主力門將踢到后補去了。這位門將便是後來著名的丹麥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
玻爾從小就是俗稱的「別人家的孩子」，26歲博士畢業，29歲當教授，37歲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在運動方面還天賦異稟，甚至在他獲得諾獎時，丹麥當地報紙采用的標題都是《著名足球運動員尼爾斯·玻爾被授予諾貝爾獎》。
1920年，玻爾一心籌建的哥本哈根理論物理研究所，也就是玻爾研究所，終于落成。研究所剛剛建成不久，便吸引了無數青年才俊。
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狄拉克（Paul Dirac）、泡利（Wolfgang Pauli）、朗道（Lev Landau）等世界知名物理學家都曾來到這里進行學術研究。
在雙縫干涉實驗不斷詭異升級的同時，以玻爾和海森堡為代表的的哥本哈根學派對量子世界進行了總結，提出了至今也被量子力學教課書標榜為「正統理論」的哥本哈根詮釋。
哥本哈根詮釋為量子系統里的量子行為做出了一個精簡又易懂的解釋，它包含了幾個主要內容：
第一， 與巨觀世界不同，在量子世界里，一切事物，原子、電子、光子可以同時處于不同的疊加狀態，各種可能性并存。就比如說雙縫干涉實驗中的光子，是波同時也是粒子。
第二， 疊加態是不可能被精準測量的。量子系統中，一個粒子的位置和動量無法同時被確定，位置測量的越精確，動量就模糊。
這就是量子力學中的「測不準原理」或者叫「不確定原理」。這個「測不準」并不因為目前科技還不發達，儀器精度還不夠，而是由量子世界的本質所決定的。
第三， 雖然量子世界的一切事物都處于疊加的狀態，但作為觀察者的我們是不可能看到不同狀態并存的粒子的。
所以在觀察這個動作之后，疊加態就會「坍縮」為一個確定無疑的結果。至于會「坍縮」為疊加態中的哪個態，是一個機率問題。
如此一來，雙縫干涉實驗這個靈異故事似乎就有了一個完美的解釋。可是哥本哈根詮釋卻無法說服以愛因斯坦和薛定諤為代表另一波物理界大咖們。
1927 年第五屆索爾維國際研究會上，愛因斯坦始終無法接受這種基于機率性和不確定性的量子理論，為了反駁玻爾，他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玻爾，上帝不擲骰子！
玻爾也毫不客氣的回懟過去：愛因斯坦，別去指揮上帝應該怎麼做！
這場研究會絕對稱的上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物理學盛宴，參會的 29 人中有 17 人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愛因斯坦扛著相對論大旗，玻爾高舉他的「氫原子模型」，海森堡和他的同窗好友泡利形影不離，兩人分別握著「不確定原理」和「不相容原理」，薛定諤挎著他的「方程」，身后還藏了一只不死不活的「貓」。後來有人將這場研究會形象的比喻成「神仙打架」。
薛定諤身后藏得那只不死不活的貓原本就是為了聲援愛因斯坦，反駁哥本哈根詮釋所舉的一個他自認為荒誕至極的例子。
把一只貓，一瓶毒藥，和一個放射性原子關在一個密封的箱子里。放射性原子如果衰變，就會觸發機關，毒藥玻璃瓶被砸碎，釋放出有毒氣體，將貓毒死。
相反，如果放射性原子不衰變，貓則安然無恙。
薛定諤的貓高明之處就在于，把量子世界和巨觀世界巧妙的綁定在了一起。
原子衰變是屬于微觀世界吧。按照玻爾的理論，打開箱子之前，原子是的處于「衰變」和「沒衰變」的疊加態的，那是不是意味著貓也處于「死」和「沒死」的疊加態呢？
在我們打開箱子的一瞬間才坍縮成一只死貓或者活貓？再往深了說，貓的死活取決于觀測者的意識？
薛定諤肯定沒有想到，當初自己提出的這個用來反駁哥本哈根學說、自認為與現實格格不入的思想實驗，卻被后世不少人誤認為是「機率詮釋」的一個經典論點。
不僅如此，這只貓還引發了一場空前的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大辯論。
相傳愛因斯坦和玻爾有一次在月光下討論量子力學，愛因斯坦調侃態玻爾說：我們看月亮時，月亮在天上；我們不看月亮時，月亮就跑到了宇宙的任何一個地方。
愛因斯坦的這句調侃和500多年前，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的一句名言如出一轍：妳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妳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
大主教喬治.貝克萊（George Berkeley）也說過「存在即是被感知」。過去，科學家們只把這當成哲學上的唯心夢囈，科學研究的應該是 「可實證」的現實世界。
可如今，薛定諤的貓似乎在說，宇宙的樣貌取決于觀測者的意志，難道我們竟然處于一個唯心的世界里？
20世紀50年代，美國量子物理學家休.艾弗雷特三世（Hugh Everett III）甚至提出了另一個革命性的觀點，他認為之所以會遇到「薛定諤的貓」這種悖論，那是因為在觀測的一瞬間，我們的宇宙分裂成了許多個，在某些宇宙里面貓死了，某些宇宙里面貓還活著。
平行宇宙、量子力學，這再往下說，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我們有機會在展開吧。
回到愛因斯坦與玻爾的相愛相殺。1935年，在一輪又一輪的唇槍舌戰中屢屢敗下陣來的愛因斯坦，拉上了自己的兩位同事鮑里斯·波多爾斯基和納森·羅森，合著了一篇論文，提出了EPR 悖論。
E、P、R這三個英文字母分別是愛因斯坦、波多爾斯基和羅森姓氏的首字母，而EPR 悖論就是那只量子力學中大名鼎鼎的把愛因斯坦逼瘋的幽靈。
EPR 悖論的中心思想是這樣的：假設有一個不穩定的大粒子衰變成了A、B兩個小粒子，那麼A、B的自旋的方向將是相反的。
A如果向上，B就一定向下，以此來保證兩個粒子的總自旋為零。因為是由一個母粒子分裂而來的，A、B兩個粒子的命運將緊密相連，牽一發則動全身。
現在我們將A和B分別放置在兩個相距遙遠的地方，比如A在地球上，B在月球上。
按照玻爾等人對量子力學的解釋，每個粒子的自旋方向在觀測之前是不確定的，一半機率向上，一半機率向下。
但如果地球上的粒子A被觀測后發現，其自旋是向下的，那麼月球上的粒子B必定會向上自旋。
換句話說，地球上的A未測量時，月球上的B只有一半機率向上，但地球上的A一旦被測量，月球上B的狀態就確定了。
月球上B的狀態似乎是瞬時的被地球上A所控制的，而且這種控制行為是以超光速的方式發生的。但根據相對論，「超光速」行為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
別說超光速了，接近光速都會導致時空扭曲。愛因斯坦將A控制B的行為比喻成「幽靈般的超距作用」。
哥本哈根學派的量子力學理論創造出了這個不可能存在的「幽靈」，由此可見用此理論來描述真實的世界是不完備的，需要引入一個量子體系之外的新的參數，愛因斯坦將其稱為「隱參數」，毫不夸張的說，愛因斯坦的后半生都在尋找這個隱參數。
薛定諤看了愛因斯坦等三位大神提出的EPR 悖論，拍手稱奇，順便給A、B兩個粒子起了一個非常性感的名字： 量子糾纏。
是量子糾纏錯了，還是相對論錯了，這在愛因斯坦哪兒甚至都算不上一個問題。
如今大半個世紀過去了，愛因斯坦早已去世，讓后世沒有想到的是這位物理界奇才也有被打臉的時候。
1995年，美國馬里蘭大學的華裔物理學家史硯華（Yanhua Shih）帶領團隊設計了一項有趣的實驗，後來被稱為「幽靈成像」的實驗。實驗的原理通俗易懂，但結果卻非常震撼。
簡單來說，就是讓兩個互為糾纏的紅藍光子經過偏振器分別射向不同的方向。紅光子穿過狹縫在屏幕上投射出一定的圖案，藍光子不穿過狹縫正常走，可結果依然在屏幕上投射除了與紅光子相同的圖案！
「幽靈成像」實驗是量子糾纏絕非幻想的最直觀的體現。很難想象，如果這個實驗早半個世紀做出來，看到實驗結果的愛因斯坦會作何感想。
事實上，早在「幽靈成像」實驗之前，1964年，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物理學家約翰.貝爾就提出了「貝爾不等式」，將EPR 悖論轉化為了一個可以被驗證的公式。
貝爾不等式成立，愛因斯坦所說的隱參數存在；貝爾不等式不成立，則隱參數不存在。
1982年，法國物理學家阿茲派克特（Aspect）第一個成功驗證了貝爾不等式不成立，把愛因斯坦逼瘋的幽靈般的超距作用是真實存在的！
說到這兒，可能會有人覺得，愛因斯坦是不是反對量子力學，其實并不是。
他早年提出的光電效應對早期量子理論的建立還做出過關鍵性的貢獻，只是他終其一生都無法接受量子力學呈現出的怪誕結論。
眾所周知，愛因斯坦在26歲時就提出狹義相對論，轟動世界。36歲時，完成了廣義相對論，功成名就。
但很少有人知道，此后40年的悠長歲月里，愛因斯坦都在糾結一件事，量子力學。他曾經說過： 我思考量子力學的時間百倍于廣義相對論，但依然不明白。
這點與愛因斯坦爭論了數十年的玻爾也有相同的看法，玻爾說：如果有人不對量子力學感到困惑，那只能說明他不懂量子力學。
有人說，這麼高深的理論，離我們日常生活又這麼遠，普通人用不著明白。可量子力學真的離我們的日常生活很遠嗎？
2019年，谷歌在《Nature》雜志上發表論文，高調宣布他們研發的53個量子比特的量子計算機「懸鈴木」已經率先實現了「量子霸權」，一把把量子計算推入了公眾視野，一石激起千層浪。
傳統超級計算機需要1萬年處理的問題，量子計算機可以在200秒內完成。
2020年底，由中國量子通信第一人潘建偉所帶領的團隊構建的量子計算「九章」問世，挑戰了谷歌的「量子霸權」，實現算力全球領先。
量子霸權乍聽之下好像跟政治有關，但其實這是一個科學術語，指的是量子計算擁有的超越所有經典計算機的超級計算能力。
我們知道傳統計算機中，信息量的基本單位是比特，它只能取0 或1 中的一個值。而在量子計算機中，信息量的基本單位為量子比特，它可以同時是0又是1，因為疊加態就是量子世界的常態。
那麼一個基本的邏輯運算，如果x=0，運行a指令；如果x=1，運行b指令。在傳統計算機中，需要計算兩次。而在有1個量子比特的量子計算機中，只需要計算一次。
If X = 1， run a；If X = 0， run b；
如果把if語句擴展為四種可能性，傳統計算機需要計算4次。但在有2個量子比特的量子計算機中，還是只需要計算一次。
If X = 00， run a；If X = 01， run b；
If X = 10， run c；
If X = 11， run d；
以此類推，如果把量子比特增加到10個，那麼傳統中計算機需要進行 2^10=1024 次的計算，量子計算機還是只需要算一次。
那如果把量子比特增加到100個呢？此時量子計算機的算力將是無法想象的。
在未來如果量子計算機能夠大規模商用，醫藥、金融、人工智能、 航天航空、交通運輸等領域將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黑鏡》將不再是科幻電影，人工智能終將統治人類的詛咒也可能會在一夜之間到來，地球的未來可能屬于硅基。
與此同時，當計算不再是問題時，信息安全就成了問題。以目前常被用于保護我們「電子錢包」的RSA密鑰為例。
要想破解RSA加密的密鑰，就要用暴力拆解的方法把一個超級大的數字分解成兩個質數的乘積，這個超級大的數字可能高達1024位，那麼即使是用超級計算機也要破解幾十年。
可是量子計算機就不同了，別說1024位的密鑰了，破解2048位的密鑰也就需要幾秒鐘！
那麼以后我們該如何保護我們那本來就沒幾個錢的錢包和羞于見人的小秘密呢？答案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量子加密便是量子計算機也無法攻破的安全之「盾」。它是一種不可竊聽、不可破譯、無條件絕對安全的通信加密方式。
量子加密通信時，量子衛星會發送一對完全隨機且只有通信雙方知道的量子密鑰，密鑰中每對量子都處于「糾纏」狀態。利用獲得的量子密鑰，發送方會把信息加密變成一段密文，接收方則用密鑰解密。
因為「觀察者效應」和「測不準原理」，量子密鑰一旦被截獲，信號本身便會發生變化，導致密鑰接收方收到的信號亂碼大增，從而暴露了竊聽者自身的存在，可以說是「偷雞不成蝕把米」。
這就是為什麼即使廣大民眾都高呼「看不懂」，是「騙局」的同時，各國政府依然不惜砸重金開展量子計算和量子通信項目。
2015年，英國正式啟動「國家量子技術計劃」（國家量子技術計劃），目前已累計投資超過5億英鎊。
2018年，德國聯邦政府通過了《量子技術：從基礎到市場》計劃，投入6.5億歐元促進量子技術的發展與應用。
同一年，美國通過了《國家量子行動計劃（NQI）》法案，計劃在四年內為量子信息科學領域增加投資12.75億美元。
雖然目前我們對于量子世界的研究，可能連窺得冰山一角都算不上，但是要知道1901年12月12日，意大利無線電工程師伽利爾摩.馬可尼（Marchese Guglielmo Marconi）收到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大西洋的無線電信號時，絕對沒有人會想到，在接來下的100多年里，無線電通信創造了怎樣的一個新世界。如今，量子世界的魔法大門已經緩緩打開，等待我們的又將是怎樣的一個未來呢？
